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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书 | 张帆《近代中国“科学”概念的生成与歧变(1896-1919)》

发布时间:2018-09-02 23:43:00

本书寻绎了19世纪末来自日本汉语借词“科学”由外而内地生成中国“科学”概念的全过程,爬梳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社会变革之间发生的复杂深刻的纠葛,由此揭示一路走来“科学”泛化为信仰的缘由。研究表明,自然科学与分科治学是“科学”概念的基本含义,自然科学提供了一整套西方价值体系,分科是“科学”的基本学术形态,因标准模糊,留下格义空间。在晚清民初的语境中,“科学”一词作为学术进步的表征,引申为负载历史进化主义的概念工具参与了学术转型、政治变革、价值重构等重大历史事件。又因国人的理想不同,各循进路,“科学”语义在格义曲解中泛化生歧,呈现中国特色,且权威性日益增强,整体性地嵌入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,延续至今。

 


作者:张帆,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。

出版时间: 20188



目     录


导     论   近代中国“科学”概念溯源


第一章  从“格致”到“科学”的过渡(1896~1905)

第一节  晚清“格致学”意义的流变

第二节  从“格致学”到日本“理学”

第三节  从“格致学”到“科学”


第二章  从“分科之学”到教科之“科学”的歧出(1901~1905)

第一节  从科举到分科教育的观念转换(1900年以前)

第二节  从分科之“科学”到教科之“科学”

第三节  晚清“科学”教育的构想与困境


第三章  从“分科之学”到“科学”的观念转化

第一节  “科学”概念的学术特征

第二节  “有学”“无学”之辨

第三节  “科学”的维度与政治考量


第四章  中学“科学化”的路径与流变

第一节  中学“科学化”的尝试:以史学为例

第二节  走向形而上的“科学”

第三节  “科学”的限度与道德调适

第四节  “常识”与“科学”


第五章  从分科治学到整体性“科学”的过渡(1912~1919)

第一节  道德救国论中的多元“科学”视角

第二节  欧洲战争与中国“科学”概念的新走向

第三节  民初国学研究范式的变迁


结     语   未完成的正名


参考文献



导论   

近代中国“科学”概念溯源


现代学者讨论近代“科学”时,常常喜欢引用胡适在1923年为《科学与人生观》作序时说的一句话:“这三十年来,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;无论懂与不懂的人,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,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。那个名词就是‘科学’。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,究竟有无价值,那是另一问题。我们至少可以说,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,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‘科学’的。”以此来证明“科学”在近代中国的重要程度,但很少有人质疑胡适话语的确凿程度。若严格考证胡适所说,从1923年倒推30年,也就是1893年,以现有的材料来看,作为近代学术名词的“科学”尚未在中国出现,胡适的“科学”应该是一个后发的概念。用后出的概念诉说前史,立论的基础已经令人生疑,后学者又多以胡适的话为定论,这难免混淆历史本相。


如果将胡适所说的“科学”理解为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西学体系,大致是成立的。宏观而言,近代西学在中国至少有两个面相:一个是来自域外,虽然通过不同渠道,经过不同程度的翻译与筛选,但大体保留了西学的原貌,变化较小的学术种类,主要指自然科学与技术;另一个是中国人选择性吸收的西学,一般遵循有益者采之、无益者置之、择善从之的标准,衡量的尺度亦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存在差异。曾经滥觞于近代中国的“格致学”“实学”“新学”乃至“科学”等,指称西学的学术名词大多是两种面相共存。近代所谓的“学战”从一开始便不是中西学术的直接对弈,而是希望通过中学的“西化”,以应对来势汹汹的西学大潮。中学“西化”的初衷或许只是郑观应期待的“以西学化为中学”,但从结果看,中国学术走上的是一条“以西学化中学”的不归路。不过,尽管西学所占比例一再增加,但形成的各学终究还是梁启超所说的“不中不西、即中即西”的学术混合体,固有学术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延展性。


问题在于,同为西学,何以诸学之名逐渐褪去,“科学”一词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却“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”,至今成为治国方略,且越发显得仰之弥高?今日所谓的“科学”或有别于晚清民国时的“科学”含义,但“科学”一词沿用至今,说明它已经扎根现代人的观念,在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留下深刻印记,且持续地发挥作用。“科学”概念的生成衍化及其一路走来何以得步进步,吸引了不少史学研究者的好奇目光,将“科学”视为整体,探求其输入、传播与运用的全过程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

从字面上看,“科学”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,特指“科举之学”。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,“科”“学”二字连用指代科举的用法并不普遍。目前语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,认为近代“科学”一词来自日本,为日本的原语汉字借词。严格而论,它与科举之“科学”绝非一事,而是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概念。


已有研究显示,日本用“科学”译science,是因为“科学”有“分科之学”的意义。“科学”一词最早出现在1832年,著名的兰学医生和翻译家高野长英在其著作《医原枢要内编》中说“解剖学乃医学之一科学”,该词即有专门之学的意思。明治维新后,出现不少在“分科之学”意义上使用“科学”一词的日本学者。1871年,井上毅讨论学校制度时,让学生跟外国教师首先学习作为学问的“语言学”,然后再“科学化”;文章中出现的“农科学”一词,特指学术专业化。1873年,福泽谕吉将“科学”与“文学”一词连用,指称“文学学科”。1874年,西周在《明六杂志》上发表的《知说》一文中出现“科学”字样。但据沈国威的翻译,science仅对应“学”,“学之旨趣唯在于讲求真理,而不可论究其真理于人类有何利害得失”。与“学”相对的为“术”,“据真理为吾人兴利去害、使之被失向得者是也”,“至于所谓科学,有两者相混,不可判然区别者”日本学者岭木修次认为《明六杂志》的例子根据上下文判断有“学科”之误的可能性,属于孤例、疑例。科学史家吴国盛也认为英文的science并没有分科之义,作为分科之学的英文应是discipline。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“科学”,是针对当时西方科学正处于职业化、专业化、分科化阶段而言的,突出了19世纪中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特征,但遮蔽了它所生长出来的知识论传统。


日本“科学”一词的首见书证一般以《哲学字汇》为确。1881年,井上哲次郎等主编的《哲学字汇》初版,把“科学”一词与日本理学(自然科学)并列,成为science的译词,与“哲学”相对。在以后出版的《附英图解英和字汇》(1886)、《英和双解字典》(1886)、《和译字汇》(1888)等工具用书中,science的译词当中不但出现了“科学”字样,同时存在“学”“艺”“知识”“学问”“智慧”“理学”等诸多译词。随着日本教育近代化的发展,指向近代自然科学的“科学”一词渐渐普及,在大正时代民主主义时期大体上固定。“科学”概念最终形成广狭二义:广义指具有一系列近代科学特性的学术整体,狭义指自然科学与技术。


“科学”一词初入中国,在两个意义上同时得以体现。1899年,《清议报》登载大量日人文章。有文章指出:“凡人种增进,及其争夺之事,关系不小,而将为万国民之大战场,殆不容疑也。及于彼时,则其动机所起,有二个之现象:一曰科学之进步,一曰列强之均势是也。”并举例说明“科学”进步与开苏伊士运河、西比利亚(西伯利亚)的铁道、尼加粒瓦(尼加拉瓜)的运河,以及铺就太平洋海底的电缆和希马拉耶(喜马拉雅)横亘以铁道相关联。此“科学”指科学技术的发展,以及所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变化。又如,井上哲次郎著《心理新说序》,说“电线、火船与自鸣钟,无一不本于科学。然而科学原出于哲学,而心理学实为哲学之根基矣”。此“科学”就不特指自然科学,而是已论及欧洲学术的发展次第。


多数学者认为,近代中国首次使用“科学”一词的人是康有为,他在《日本书目志》卷二《理学门》中列有普及社译的《科学入门》和木村骏吉著《科学之原理》。这一观点见于20世纪80年代樊洪业的研究。但据朱发建考证,樊文在引证时没有顾及版本问题。在张伯桢《万木草堂丛书目录》中记载,该书最早的版本“《日本书目志》,丁酉印于上海,戊戌八月、庚子正月,两奉伪旨毁版”,具体内容不得而知。今本《日本书目志》收入姜义华等人所编的《康有为全集》第3集,所据刻本为1912年刻印的万木草堂丛书本,因此这一推测尚且存疑。但是,即便樊文所论确实,据沈国威考证,康有为不懂日文,依靠其女康同薇的翻译对日书略有了解。《日本书目志》中存在的大量日语词语和表现方式,是康有为原封不动地照抄过来的,他本人对于这些新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。诸如“科学”“美学”等词只不过是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加以引用,它们对于康有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符号,而不存在实际意义。至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年,在上清帝的《请废八股、试帖、楷法试士,改用策论折》中首先使用“科学”一说,因该奏稿被证明本有代拟原件,经日后篡改内容大异而无法成立。不过,从康有为将《科学入门》列入《理学门》,可推测“科学”应作自然科学解。他本人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十分明确,曾说“尝考欧洲所以强者,为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,穷物理而知化也。夫造化所以为尊者,为其擅造化耳。今穷物理之本,制电、制雨、制冰,制水,制火,皆可以人代天工,是操造化之权也。操造化之权者,宜其无与敌也”。或许康有为并不知道日本“科学”的详情,但至少清楚“科学”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,意义与“理学”相当。


汪晖推测中国最先使用“科学”一词的是严复,认为他的《国计学甲部》残稿应作于《天演论》之前。文章中严复说:“群学之有公例,而公例之必信,自我观之,且由心志之自繇。……故即使治此学者,祈向之不灵,前言之不验,亦不过见(此)学之(未)精,原因之未得,不可谓人事为无因果,抑科学之无此门也。赞同者认为此稿译于1894年或1894年之前;反对者如王天根,他于2004年撰文表示严复此文当作于1909年前后,但后来不再坚持这一观点,将之存疑。因此,判定严复是否最早使用“科学”一词的关键在于确定《国计学甲部》的翻译时间,目前学界对此并无确论。根据严复在文章中将“科学”明确解释为“分科之学”,本书倾向于认为严复使用“科学”一词应当在20世纪初期。


朱发建认为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明确使用“科学”一词的第一人。1899年,王国维为《东洋史要》作序时写道:“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,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。抑无论何学,苟无系统之智识者,不可谓之科学。中国之所谓历史,殆无有系统者,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,单可称史料而已,不得云历史。”王国维此说与其东文学社老师籘田丰八相同,籘田谓“人类之史迹前因后果,如连珠之不绝,若不明其中之关系,则数千年已往之陈迹,幻梦耳,浮云耳,何意义之足云。盖零碎之智识,不足称为科学故也”。因此,王国维的“科学”认识来自日本确定无疑。


考证何人最早使用“科学”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该词。在1902年之前使用“科学”一词的中国人并不多见,他们大部分在国内接受教育,并受到日本学术或多或少的影响。1900年,章太炎的《訄书》刊行,该书在《王学第十》与《忧教第五十》两篇中出现“科学”字样。其中《忧教第五十》是1898年初版中的第43篇,原文说“景教者,物理学士之所轻,其政府亦未重也”,文中的“物理学士”后改为“诸科学”。《王学第十》是1900年版本中新增的内容,文中说“是故古之为道术者,‘以法为分,以名为表,以参为验,以稽为决,其数一二二四是也’《庄子·天下篇语》《周官》《周书》既然,管夷吾、韩非犹因其度而章明之。其后废绝,言无分域,则中夏之科学衰”,“科学”表示以古代名学为基础的分类治学的方法。《訄书》中的“科学”一词应该是1899年章太炎东渡日本后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而有所增改。


1901年,章太炎著《征信论》,谓史学不能为“科学”。“史本错杂之书,事之因果,亦非尽随定则,纵多施平议,亦乌能合科学耶?”今世平议者,“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,下者犹近苏轼《志林》、吕祖谦《博议》之流,但词句有异尔”,他们只是“藉科学之号以自尊,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!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,不悟史官著书,师儒口说,本非同剂”。章太炎的这一观点与王国维的“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”的判断不同,尽管他们对于“科学”的认识没有大异,但他与严复的“历史不自成科”的判断大体相近。但是细究之下,史学不必合“科学”与不能成为“科学”,看似结果相同,性质却有天壤之别。有学者根据版本学的研究,认为章太炎此文始作于1901年,成文不早于1908年,特别是《征信论》下篇应是全新内容。如果结论确凿,至少说明1901年的章太炎仅是初涉“科学”,可以运用,却未必有独立的见解,而他关于历史学的认识究竟成于何时便有了重新探讨的必要。事实上,自“科学”概念进入以后,类似史学是不是“科学”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纷至沓来。随着学术标准的转变,固有学术被迫置于更广阔的范围内完成自我身份的再认定。


1900年杜亚泉辑《亚泉杂志》,“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”,其时杜亚泉亦能直译日籍而无阻。文章中,杜亚泉把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称为“艺术”,“科学”则为“艺术”根底,因此他的“科学”应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科学学理。与杜亚泉交好的蔡元培在为其《化学定性分析》一书作序时说,“《礼记大学》称:格物致知。学者类以为物理之专名,而不知实科学之大法也。科学大法二:曰归纳法,曰演绎法。归纳者,致曲而会其通,格物是也。演绎者,结一而毕万事,致知是也。二者互相为资,而独辟之智必取径于归纳”。1901年,蔡元培写《学堂教科论》,谓“道家者流,亦近世哲学之类,故名、法诸家,多祖述焉。刘氏谓其出于史官,则如近世进化学家,固取材历史矣。以其与孔氏宗旨不同,故夷之科学,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也”,并表示所举学目“皆取易于识别,故或采译语,或用日本人所定”。可见蔡元培的“科学”概念亦源自日本,意为分科之学,而且初具方法论上的认识。


综上所述,1901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“科学”概念大多出自日本,且未溢出日文本义。一是指分科的系统之学,以追求因果理法为鹄的的学术均为“科学”,如王国维、蔡元培、章太炎等人所论。二是指对于自然的研究与运用。总体而言,当时的“科学”仅被少数人知晓,基本停留在简单引用的阶段。


但是,严复是众人之外的一个特例。1901年,严复亦言“科学”,《原富》译本中首次出现“科学”一词。经过中英文比照,严复的“科学”意为专科之学,并不完全与science对译,有时也从arts and sciences,或是The parts of education翻译而来。而且学科范围广泛,凡分科者都可以称为“科学”,并没有附加更多意义,如伦理学对应的是The science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good and bad reasoning。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出版于1776年,原文中science并没有明确的界域,严复的译文也只是表达出分科之义。


与译文不同的是,严复在《计学》例言中表达的“科学”意义相当明确。如他所说,“科学”以追求事实公例为鹄的,“科学所明者公例,公例必无时而不诚”。“科学”为客观之学,与主观上的伦理道德无涉,“科学之事,主于所明之诚妄而已。其合于仁义与否,非所容心也”。“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。内籀者,观化察变,见其会通,立为公例者也。”且与中国之贫富、黄种之盛衰有密切关系,“欲违其灾,舍穷理尽性之学,其道无由;而学矣,非循西人格物科学之律令,亦无益也”。诸如此类的言论显然不是亚当·斯密原著中的本意,也比他人的“科学”表述得更为周详。严复的“科学”意义从何而来?追溯至1897年他在《国闻汇编》上发表的《劝学篇》,可见端倪。


《劝学篇》是《群学肄言》的初译本,严复在《天演论》的译本中称之为《天人会通论》。所说之事为“举天、地、人、形气、心性、动植之事而一贯之,其说尤为精辟宏富。其第一书开宗明义,集格致之大成,以发明天演之旨。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。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。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。最后第五书,乃考道德之本源,明政教之条贯,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”。《劝学篇》只连载了《砭愚》和《倡学》两篇,《倡学》是作者斯宾塞解释何为“科学”最为详细的一篇,但在初译本中严复将其称为“格致”。1902年,《群学肄言》翻译完成,次年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足本,新译本中的“格致”一词全部置换为“科学”。其实,早在1895年发表的《原强》《救亡决论》《论世亟之变》,以及1898年发表的《西学门径功用》等文章中,严复已经陆陆续续把斯宾塞关于“科学”的分类、性质以及“科学”的精神与方法分别阐发,而且说只有符合“西学格致”之例者,才可谓之为“学”。因此,如果不强以“科”“学”二字并列为标准,而以今天所认知的“科学”意义来衡量,严复应该是中国最早完整表述近代科学体系的第一人,但严复将“科”“学”二字连用应该不早于日本“科学”的出现。


遗憾的是,严复阐发的“科学”内涵远没有他的《天演论》影响广泛,也没有他的群学那么激荡人心。20世纪初,援引严复“科学”论说的人并不多见,社会上充斥的几乎都是来自日本的“科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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